在1956年夏季的北京，王震将一份调令递给了刘时平。彼时王震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将，而刘时平则是上校。调令的内容虽简单，但涉及了关键问题：转为地方工作后，职位将重新安排，工资也会依照地方标准调整。王震直截了当地询问刘时平是否愿意接受降薪。这个问题并非简单的工资问题，而是表明对于一名军队干部来说，转业意味着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全面调整。更重要的是，农垦事业要求他们投身荒原和边疆，并从事艰苦的开拓工作。
刘时平迅速回应，他表示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工资，按规定如何降都可以，愿意服从安排。王震听后点头认可。他们这一番谈话的表面内容是工资，而背后则反映了新中国建设阶段干部转型的趋势，从军事指挥转向经济建设。
王震对此并不陌生。1941年，八路军在陕甘宁边区展开大生产运动，南泥湾成为军队致力于生产建设的典范。到了1956年，国家开始大规模开展农业开发，王震引用了自身的经历，表示“我们又要干南泥湾的老行当了。”这一表述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，新中国成立后，边疆的巩固和粮食生产迫切需要一支既懂政治又能吃苦的队伍。 龙8头号玩家
农垦并不是简单的耕地，还包括交通、住房、医疗和教育等基础设施的建设，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。刘时平之所以得到王震信任，源于他在1949年解放军进军新疆时的表现。在一次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上，尽管有热烈的欢迎活动，王震却选择将群众放在第一位，强调军队干部应首先面对地方百姓。这一举动给刘时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1950年，刘时平在新疆培养地方干部，他建立了培训班，从头搭建课程和招生体系，王震支持这一工作，意识到这不仅关乎具体事务的推进，更关乎人才培养和基层建设。
1954年，王震调任军委副总参谋长，之后刘时平进入铁道兵党委工作。王震曾告诫他，“一个人不能光当老大，有时候也要当老二”，强调在革命工作中组织协调的重要性。铁道兵时期，王震主张强化前线领导，准备将机关直接移至施工一线，以应对施工中的各种挑战。 龙8头号玩家
在农垦部成立后，王震和刘时平开始了实地调查。他们在三江平原的考察中面临恶劣的自然条件，必须面对种种困难，包括蚊虫叮咬和环境考察的复杂性。每一步决策都需要充分考虑，以为今后的农场布局提供有力依据。
这次考察为后续的发展提供了支持，随后复员军人和知识青年也加入了农垦事业。对刘时平来说，不仅是工资的调整，还包括了职业环境和人生轨迹的重大变化；而王震则是将军队在战争中锻造的组织力，转化为国家建设的实际行动。
